2024年1月13日

人物黄秉伟院士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

作者 admin

105年前的今天,黄秉伟院士出生在广东惠阳县。 他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被“卜协”院士李晓文称为“中国的脊梁”。

对于地理界以外的大多数人来说,黄秉伟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如今校园里地理专业的年轻学生可能只是在课本上偶尔见到这位学长,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幸运的是,人们保留了一种特殊的习惯。 他们总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之外,在十年、百年循环等时间点上唤醒自己,回顾历史深处的记忆。

在许多纪念文字中,黄秉伟被誉为“一代宗师”、“巨星”,是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旗帜”。

然而,黄秉伟在生前的自传中却说自己“本应大有作为,实则如手中一石填海,皆是徒然”。 虚名。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常常感到深深的不安。”

难怪,和黄秉伟在一起过的亲人、朋友、弟子、同事等都称赞他“谦逊如谷”、“仰视高山”。 甚至称他“给人以白云鹤的感觉”,这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

两者对比可见,并不是黄秉伟过于谦虚,也不是后人追星赏月,而是正如另一位地理大师任梅锷在《回忆黄秉伟同志》时所言: ”,他是一个有点“名人”风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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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率中国地理代表团访问美国

探索地球的原理

在五四运动“科学救国”思想的感召下,自幼读孔孟之书的黄秉伟,四岁考入中山大学预科理科系。 15. 他原本打算毕业后专攻化学。

当时的中国,内乱不断,外侮不断。 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外国科学家在中国进行考察并采集大量标本的消息时,黄秉伟深感中国人民忽视了对祖国的责任,于是他放弃了化学,将本科学位改为了化学专业。中山大学新成立的地理系。 从此,他在地理领域耕耘了一生。

地理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以《水经注》、《山海经》、《徐霞客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已成为世界地理文化的瑰宝。 尽管中国的地学早已自成体系,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1940年代,地学还只是一种描述性理论,距离科学范式还很远。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升曾回忆,他第一次听到黄秉伟的名字是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当得知黄秉伟曾写过一篇记录黄秉伟的文章时,深感惊讶。 《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植物问题。 我以为徐霞客只是一个擅长写山水的作家。 他怎么可能参与科学问题呢? 他隐约感觉这是一部从现代西方地球科学出发、承认中国历史上科学存在的小说。

其实,黄秉伟的思想不仅限于此:“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而地理上没有研究过的区域其实也很大。我们研究这个,应该能够区分地理思维和地理思维。”地理方法是建立在我们已经获得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发明不是创造,欧美的精华可以借鉴,但没必要受成功理论的限制而阻碍进步。”

不被成功理论所限制,才是黄秉伟迈入科学之门所坚持的真谛。 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与当时已小有名气的李四光考察了庐山冰川地貌。 两人“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面对后辈的反对和质疑,李四光仍然十分客气,包容百家的意见。 黄秉威深为敬佩,对他影响很大。

1934年,黄秉伟撰写了《山东沿海地形初步研究报告》和《山东沿海地形研究》,质疑德国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的主流观点。具有上升性质。 首次给出山东沿海沉降证据。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否定外国学术思想。” 与黄秉伟共事三十多年、担任学术秘书的杨勤业评价道。

这并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黄秉伟一生坚守的学术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当时对森林作用的片面认识,“森林万能”论大行其道,西南某省份重要官员甚至提出开发“绿色水库” 。 黄秉伟直笔撰写《准确估算森林的作用》、《重新讨论森林的作用》等文章,呼吁现实地研究和认识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 此事一度引起万千波澜,引起全国关注。

晚年谈起此事,黄秉伟说:“准确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常常会偏离这个‘准确’。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所以我们不能把看到的一切都当成事实,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 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仍然令人震惊。

建筑学基础

本着“科学救国”的思想,黄秉伟早期的地理工作大多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 20世纪30年代和1940年代,英国自然区划标准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 但它们不适合中国复杂的气候和地理条件。 黄秉伟编着的《中国地理》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首次系统、详细地介绍了我国气候、土壤、植被、地貌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后,黄秉伟的《中国植被区划》和《中国气候区划》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划分的重要成果。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黄秉伟的脑海中。 国际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地理学最大的困难在于不能深耕广深”,那么地理学的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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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水土保持检查组赴山西检查(左二为竺可桢,左三为黄秉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地理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极力邀请黄秉伟筹建地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他在最初的回信中表示,他“断然”不会考虑。 这背后,黄秉伟经历了一场鲜为人知的思想斗争。

当时,黄秉伟认识到地理学需要“抛弃表面事物”,走向综合性,改变传统地理学注重描述、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弱点。 然而,“没有物理、化学、生物知识,也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 很难有发展前景。 然而,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困难的。

不过,竺可桢认为,除了黄秉伟之外,“很难找到另一位”。 他首先推荐黄秉伟的理由有三:一是必须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较高的学术威望; 第二,他不能卷入当时地理界的宗派纷争。 科学院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火车头,一个所长一定是大家所期待的,能够为南北地理学家所接受; 第三,与国民党无关。

在地理学会组委会成员的推荐下,黄秉伟最终同意离开当时任职的华东财经委,到地理学会任职,迎接挑战。

“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基础”,黄秉伟的名言道出了他的核心学术思想。 面对地理学的落后和地理研究所如何解决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困难,他开始构建学科发展的基础。

1956年至1959年,黄秉伟提出了自然地理学的三个研究方向,即:地表热量与水平衡; 化学元素的迁移和转化; 以及生物群落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

“中国地理学界沿着黄先生确定的研究方向,一直走在世界相关科技领域的前沿。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水文十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计划、 ——生物圈计划、全球变化、荒漠化等重大科学项目或热点话题,对中国地理界来说并不陌生,但都能从容应对,在中国生态、资源、环境和生态研究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发展。” 黄丙伟的学生、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唐登银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付伯杰评价道:“这些学术思想对深化我国自然地理学过程研究、建立地理过程观测研究野外站产生了深远影响。地理格局耦合研究——我们今天进行的过程尺度的互动,是对黄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84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委员会向国际科学联盟报告指出:要了解全球变化的重大问题,需要整合相互关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

无疑,这与黄秉伟1956年提出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不谋而合。我国地理学研究比发达国家早近30年开展类似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

然而,晚年的黄秉伟谈起这个“早了30年”的说法,却颇感遗憾。 他觉得建国几十年来自己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并表示“花了时间、费了功夫,但最后没有结果,责任在我”。

“如果他是一个聪明的领导者,他应该能够观风舵船,知道水流的深度,知道在哪里撒网,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一向自我批评的黄秉伟表示,“书呆子真正的创业之路是很难的”。

今天的地理学界同仁将永远铭记和赞赏黄秉伟的奠基性贡献。 唐登银认为:“自然地理学如果停留在事实和现象的机械叠加,停留在肤浅的定性描述,面对复杂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就会束手无策,在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与相关科学技术领域。”

保持时尚

黄秉伟自称非常书卷气,在别人眼中,他也是公认的书迷。 他博览群书,广闻天下,这与他的综合地理学思想是相符的。

古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心中不持理,其面对镜将厌恶,其言对人则无味”。 这也是黄秉伟一生热爱书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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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伟先生(右)与陈鹏院士(左)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

中科院院士表示,彭德怀生前与黄秉伟共事60多年。 两人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通电话。 不同的是,彭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而黄秉伟则通宵读书到天亮。 真可谓“古今万卷永远消逝,一窗幽微送流年”。

黄秉伟习惯通宵达旦地读书,走到哪儿就读到哪儿。 无论是出差、开会还是实地考察,他总是随身带着一袋书。 他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绰号,叫“两条腿的书架”。

正如黄秉伟孩子们所说,这个幽默的“尊称”还有另一层含义:“我的父亲知识渊博,德高望重,与他交往时,我仿佛能行走在知识的海洋里,收获知识和人生感悟。” ”。 真相。”

黄秉伟讲求博学深究,他并不否认自己“有志于学,深思熟虑,勤奋求真,坚忍不拔”。 然而,回顾自己的过去,他总是说自己“努力了却没有白费”。

作为黄秉伟的第一代弟子,地理学家石亚峰将恩师所谓的“苦干而无成”归咎于他小时候形成的“不求名利”的“隐逸”思想。 他还认为,自己对“详细、透彻”、“科学、系统、深入”的极端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写书的效率。

1989年夏,地理研究所成立了《黄秉伟文集》编辑组,计划出版黄秉伟学术著作集。 不过,黄秉伟本人对选集的编辑工作并不十分积极。 他多次表示过去的文章有缺点和瑕疵,多次谢绝。

经过同事的再三劝说,黄秉伟最终默许了选集。 即将出版时,黄秉伟为选集写了三万多字的“自述”和“自序”,并希望在书名中加上“教训和经验”四个字。 编辑团队坚持认为这些词不应该作为书名,并建议可以在书中加以解释后,黄秉伟勉强同意了。

除了自始至终对待学习的严谨和认真之外,黄秉伟的选择也确实是他人生观的现实体现。

改革开放之初,黄秉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成为人大主席团成员。 几年后,他自愿辞去这个职务。

“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不理解,我怎么能支持和反对呢?” 黄秉伟向孩子们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在黄秉伟子女的心目中,虽然经历了知识转型的磨难,但父亲并没有成为“政治人物”,而是始终保持着学者的良心和务实精神。

这或许也是任梅锷先生说黄秉伟颇有“名人”风范的原因之一。

“名士,据说是清德开道的人,是不能侍君,而隐居不掌权的人。” 出生于民国初期,经历过家国灾难、天下动荡。 他一生致力于学习,但并不寻求受教育。 黄秉伟的身上,有着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后的魏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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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M. Domroes教授(右)陪同黄秉伟先生(左)前往德国参加“中国气候”中德工作会议时参观美因茨市

人物解说

黄秉伟先生曾亲笔写道:“做自然,不做偶然。” 这在他自己的科研生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知识渊博,善于独立思考; 他治学严谨,治学严谨。 他营造轻松的氛围,鼓励学术辩论; 他激励、指导和支持未来的学生; 他探索真理、坚持真理; 他结合实践,服务国家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杜 郑

黄秉伟院士是我国地球科学、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伟大的思想家、设计大师。 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深思熟虑地为学科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学科发展的舵手。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昌明

由于经济长期高速、超高速增长和大规模城镇化,我国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发生剧烈变化。 这一变化给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和实践问题。 如果我们牢牢领会黄先生的教诲,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道道

我与先生共事已超过37年。 冼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已经完全融入他的血液,体现在他主持的每一项工作中。 他完成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源于国家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一切为了国家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

——黄秉伟原学术秘书 杨勤业

我师从黄老师四十多年。 他的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尽职尽责、博学多才、深谋远虑,学术研究精深、学术创新,以及宽厚、勤奋、淡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这些都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精神财富和遗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谭建安

“生态环境”一词是黄先生提出的,并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随后他多次表示,生态和环境这两个专业术语不应该叠加使用。 但如果我们不从科学术语出发,而是像“投资环境”、“人文环境”这样更宽泛的理解,那么“生态环境”这个词就会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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